有效阻止了工部差事酝酿的可怕丑闻，并且通过钱景和张余德就他们所建议的皇商的小问题做了一笔交易，以牺牲赵贞吉利益为代价，于可远摆脱了严重困局。而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他决定好好考虑一下各种抉择。
首先一点清楚的是，张余德必须离开，他实在太笨拙了，虽然他对于可远还是极有用的，但在某些政治抉择上，他还是缺乏那种应该时常显露出的精明、灵活和谨慎。
当然这个想法的内在矛盾，其实是于可远正式踏入大明朝堂权力巅峰之前，发现自己对身边人的看法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当然这完全是后话了。
无论如何，打发走这个“自命清高”，很容易被人收买的张余德去那些重要的部衙——都察院、通政使司——去做他那艰难的考察任务后，于可远也如释重负了一些。最近这段时间，他很少感受到这样轻松，仿佛现在才开始赢得时间。
然后就是钱景。
现在她可以大致上对钱景，尤其是像钱景这样类似的文官得出一些结论。他开始认识到，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一些相对清廉的部衙里，这类人确实近乎他们所自诩的那么聪明。但，一个文官自身实际上没有目的或者目标需要去努力达成，尤其是他们还未身居高位，那么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通常都用来避免犯错。
尤其是大明朝，官员在很短时间内就能频繁调任，这是为了让他们在升迁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经验。但是，这只能确保他们从不会对一种政见的成功与否产生任何兴致，而任何稍微复杂的差事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所以官员往往在这过程之前就不得不离开，要么在其开始之后很久才来。这也就意味着，你永远不可能将责任或者失败的原因归咎在任何个人身上：在失败时，负责的官员会说开错了头，而在开始时，负责的官员会说是收错了尾。
正如工部这项差事，虽然问题的源头在高拱身上，但很难说这整个事件里，就没有其他官员参与，尤其经过钱景和张余德这番算计，更是将赵贞吉也拉下了水，大家都有错，那么皆大欢喜的选择就是，大家都对错误视而不见，当一个环境中只有两种声音，而这两种声音达成一致，便是真理。
最怪异的是，似乎所有官员都赞成这套默契的共识，他们也不愿意自己某一天会卷入其他人政策上的失败。政策是所有大臣，是六部九卿各个部衙共同的事。但堂官们却会因为这些政策而失败。这既是居高者的幸运，也是居高者的不幸。
官员们自视为一心为公，公正无私，试图以完全不偏不倚的公心贯彻执行上司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差事。
除非他们没有这样。但他们有吗？谁又知道答案？因为官员们都不谋而合地总是设法把不同派系的大人们引向“共同立场”。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把水搅浑，大家都别太干净。
出淤泥而不染，在官场是绝对行不通的，起码古代不行。
当然，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或许也是帝王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无论是谁在任，某些事情都能不断地贯彻执行。
但考虑到避免犯错是很多官员的首要任务，那让人意外的就是他们到底犯了多少错误！
……
詹事府是明朝初创的中央机构，设于明洪武朝，主要从事的是皇子或皇帝的内务服务。洪武十五年，改定左、右春坊官，各置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司直郎，又各设大学士。随即又定司经局官，设洗马、校书、正字。二十二年，因属官太多而无所统率，才设詹事院以总之。二十五年改名詹事府，驾驭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等部门,统府、坊、局之政事，置正三品詹事一人，正四品少詹事两人，正六品府丞2人。从七品主簿厅主簿1人，正九品录事2人，通事舍人2人。
其中左春坊有正五品大学士，正五品左庶子、从五品左谕德各一人，正六品左中允、从六品左赞善、从六品左司直郎各两人，从八品左清纪郎一人，从九品左司谏2人。右春坊的官员设置如左春坊。
詹事府官员对太子的影响最为直接，因而明太祖朱元璋慎择其人，常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英宗天顺以前，或尚书、侍郎、都御史兼任。宪宗成化以后，例以礼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出身者兼掌之，明太祖规定宫官由廷臣兼领，其谋虑是很深远的。
因而进了詹事府，某种程度来说就已经是太子党了。当然裕王即便是登极，也没有被嘉靖亲封为太子，但眼下景王病重将逝，他虽无太子之名，已有太子之实。
于可远自从被封为詹士府少詹事以来，很少进詹士府。今天是为数不多的一回，当然也都是为了处置日常事务，还有为稍晚一些的裕王府议事做准备。
跟所有稍具理智的大臣一样，于可远这时已经将重心逐渐转移向裕王府，因而对这次议事十分关注。虽然朝廷官员的任免实际上都由嘉靖决定，但他的实权和影响力已经逐渐移交到裕王身上，这其中既有嘉靖有意为之，也有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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