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了长安，逐步的恢复了“九边”，但这仅仅只是手段，其核心战略意图，便是召孙可望与李定国进京面圣，以此来进一步整合内部力量，巩固朝廷的统治权威。
召李定国进京一事，相对而言较为顺遂，因为李定国对朝廷忠心耿耿，本无任何阻碍。
然而，孙可望那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困难重重。
他在西南地区权势颇重，且野心勃勃，若以各类牵强的托辞拒不应召，朝廷又该如何应对这一棘手的状况呢？
倘若朝廷对此毫无筹谋与应对之策，那么这无疑将对朝廷的威信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甚至会波及到朱由榔的威望根基。
要知道，大明刚刚经历还都北京的重大变革，根基尚未稳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威信一旦受损，极易引发一系列难以控制的连锁危机，整个大明的复兴之路或许将因此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朱由榔展现出了一位君主应有的睿智与果断，他迅速向智囊刘玄初问计。
刘玄初经过深思熟虑，献上了一招精妙绝伦、堪称神来之笔的策略：召天下总督、提督进京加官进爵、论功行赏。这一计策看似平常，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与权谋考量。
朱由榔闻之，当即拍案首肯，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计策背后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与多重效益。
此计犹如一箭双雕，其精妙之处令人赞叹。
彼时，经过朝廷的不懈努力与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多数总督与提督已逐渐被纳入朝廷的掌控范围，全然服从朝廷的号令。
对于他们而言，此番能够获得进京 “加官进爵”“论功行赏” 的机会，无疑是梦寐以求的荣耀与机遇，料想他们都会怀着无比激动与期待的心情欣然前来。
如此一来，孙可望与李定国便被巧妙地置于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两难之境。
若他们选择不来，在众人皆响应朝廷号召奔赴京城的大背景下，等同于公然自弃官职，这将使他们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失去合法的权力地位与统治根基；
反之，若他们选择前来，那么就必须服从朝廷的指令，接受朝廷的调遣与安排，这无疑将极大地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与自主性。
这便是此计的第一雕，通过巧妙地利用总督、提督们的心理与利益诉求，成功地对孙可望与李定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威慑与制约。
而此计的第二雕则更为深远与隐蔽。
当天下总督齐聚京城之时，朝廷便可趁机重新分封总督，对地方势力进行一次全面而深入的重新洗牌。
通过这一举措，朝廷能够从根本上瓦解那些潜在的地方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确保大明的统治更加稳固与统一。
当然，局势的发展总是充满了变数与不确定性，亦存在孙可望拒不前来，甚至妄图凭借其在西南的势力割据一方、公然对抗朝廷的可能。
倘若如此，那么此次原本旨在加官进爵的召总督进京之行，便可瞬间转变为一场征讨叛逆的严肃军事会议。
朝廷将以正义之名，集结各方力量，对孙可望的叛乱行为进行坚决的镇压与打击，从而彰显朝廷的威严与不容侵犯的统治地位。
或许是上苍有意眷顾，欲助大明实现中兴之伟业。
就在朱由榔召天下总督、提督进京的圣旨尚未发出之际，一个意外而又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多铎、多尔衮这两位大清的重要人物相继病逝。
这一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
顿时，大明文武百官欣喜若狂，满朝上下一片欢腾。
众人皆视此为大明复兴的天赐良机，朱由榔更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契机，顺势以多尔衮、多铎病死为由，再次下诏召天下总督、提督进京面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舆论氛围之下，哪个总督、提督还敢抗命不从呢？
他们深知，顺应朝廷的旨意，不仅能够获得丰厚的赏赐与晋升的机会，更是在这历史的浪潮中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为自己的家族与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朝廷外部威胁的暂时解除，朱由榔得以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整肃内部事务之上。
李定国秉持着对朝廷的忠诚与对国家复兴的坚定信念，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进京之路。
而孙可望在经过反复的权衡与内心的挣扎之后，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当前局势下已无太多选择的余地，只得从成都启程，赶赴北京。
在短短半月之内，大明所有总督如同百川归海般齐聚京城，这一壮观的场景标志着大明对大陆的统一大业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大一统局面的初步形成。
然而，大明的复兴征程并未就此停歇。
紧接着，在北方的战场上，袁宗第与刘芳亮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捷报。
他们率领明军奋勇作战，成功歼灭了建虏主力，并且一鼓作气攻占了建虏伪都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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