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四月份，其实是洪衍武和陈力泉最忙碌的一个月。毫不夸张的说，他们几乎都快脚打后脑勺了。
这是因为除了搜罗邮票以外，他们当初还早有言在先，要负责两个老师婚礼的筹备情况。现在，自然就是该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当然，这其中也有点他们自讨苦吃的缘故。因为本来按常显璋和顾凌烨的意思，领了结婚证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婚礼简办。
什么叫婚礼简办呢？
其实这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婚礼形式。
这样的婚礼，流程和仪式也就是在家请亲戚朋友吃点糖、抽根烟、喝杯茶而已。置办的东西几乎没有，属于把两套被褥凑在一起就过日子了。特殊一点的消费，顶多是俩人照张合影照片而已。
看到这儿或许有人说了，这可不对吧。那时候不是讲究“三十六条腿”，和“三转一响”吗？还可以在家设流水席的呀？
没错，可您也得先弄清楚一点，那就是有这样条件的家庭是绝对的少数。
七十年代末的社会状态和现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那时候的“恩格尔系数”很高，除了吃饭以外，想买件像样的东西得攒上几年。
人们的工资确实是涨了点儿，可那平均不过十元左右，并没有质的变化。大多数新人又工作不久，手里肯定是没几个钱。
另外，孩子多的家庭，父母也并不能像今天，四个老人接济两个年轻人。那时候的平民百姓，没多少钱能支援孩子，而且多数家庭孩子不只一个，更担心会厚此薄彼，引发家庭矛盾。
其实最真实的写照就是几乎所有的年轻人，结婚时只简单地招待一下亲友，然后再慢慢置办家当。而绝非现在这样，婚礼当天轿车成行，鲜花如雨。必须得先把过日子需要的东西置办齐备了，才会去登记结婚。
若论当时较为凄凉的情况，甚至不乏有人连件没补丁的衣服都找不出，结婚时还得现去借衣服的情况发生。
当然，常显璋和顾凌烨手里有洪衍武给的一千块钱，他们似乎不用担心这种难题。可尖锐的问题是，他们骨子里都是严于律己的人，“非己勿占”是他们一贯的操守。如今已经觉得很欠洪衍武的人情了，实在是不愿再去花这笔钱。
更何况那时候物质供应紧张，没票也寸步难行。要办一场婚事，还不知要找多少花花绿绿的购物票呢。
所以他们的想法便是，要把那一千块钱还给洪衍武和陈力泉，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只要能组成一个家，就是过再清苦日子也没什么不好的。这样反倒说明他们之间感情高于一切。
可这点，恰恰却是洪衍武决不能答应的。
在他看来，常显璋和顾凌烨的事儿已经被时代耽误得太晚了，也纯属是因为他当年的过失，两个原本早该在一起的人才有了这八年的颠沛流离。
那么不光时代欠他们的，他也欠他们的。当然要大办特办一场，否则既对不起两位老师，他自己心里也不好过。
于是为了让常显璋和顾凌烨改变主意，洪衍武就百般劝说。
不但声称他自己、陈力泉和老常已经到这份儿上了，不花他们的钱就是看不起他们。而且还说常、顾二人的父母，肯定也是愿意看见俩人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婚礼的。
要是只为了省几个钱，能办而不办。别说会扫大家的兴致，而且多年后恐怕他们自己也会后悔的。
这么一来，诚意加情理，才算说通了常显璋和顾凌烨，逼得他们不得不服从安排听指挥了。
由于已经替“大将”全方位地策划过一次婚事了。洪衍武再操持起这种事来，倒真是有点轻车熟路的意思。
他分析了一下现状，考虑到月中常副局长夫妇就要归家了。所以迫在眉睫的事儿，是应该先把常家的房子收拾好。
于是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和陈力泉一起帮着常显璋和顾凌烨收拾好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然后把家具都推到了房间的中央，用废旧报纸盖住，以方便粉刷墙壁。
此后，他去房管所又走了那个副所长的门路，请来了七八个工人开始对常家动工。
总之，一个星期之后，等到常显璋和顾凌烨再回来的时候，不但三居室所有墙壁被粉刷得雪白，所有门窗、暖气都被刷上了新漆。厕所和厨房同样焕然一新，厨卫墙壁都被贴上了白色瓷砖。水龙头、水池子和马桶也都换成了新的。
最牛的还是天花板。洪衍武特意去王府井苦寻了几只吸顶灯给装上去了。今天的人们绝不会想的，像这种现在看来最简易、最廉价的灯具，在当年却能呈现出一种奢华的风貌。
于是乎，不但那些施工的工人个个都是一副引以自傲的表情。常显璋和顾凌烨看了喜不自胜，就连常显璋的父母回京进家门的时候也是震惊非常。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这是自己阔别多年的那个家。十分夸张地声称，家里简直快赶上“京城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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