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皇帝依旧好像是自言自语的说话，不过听在魏广德耳中，他已然明白隆庆皇帝的心思。
那就是求稳，他毕竟只是个守成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具有开拓进取心的皇帝。
应天府行一条鞭法都如此艰难，要真是全国范围内推广，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事儿出来。
“江南适合，江北只能徐徐图之。”
魏广德把当初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江南江北有何不同？”
隆庆皇帝仿佛抓住了重点，追问道。
“江南手工业发达，失地农民多从事商品生产，而北方较弱，失地就如同失去根本，容易引发乱子.....”
魏广德说到这里忽然一顿，因为他想到之前自己写的一个章程，就是开矿那个。
魏广德之前已经按照后世知道的模式写了一份，不过送进宫里后隆庆皇帝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态度。
皇帝不提，他自然也不好问，就这么拖下来了。
“其实，陛下也不必因此就直接否定一条鞭法，须知百姓对于徭役是非常抵触的，不是他们不愿意为国出力，而是徭役的一些制度过于苛刻，特别是对于长途跋涉的徭役，在他们看来几乎就是要命的活计。
一条鞭法对于徭役运行百姓用银钱抵役，地方上用钱就近雇佣力夫干活，百姓既不用担心服徭役的危险，力夫也有了活计，是为一举两得。”
魏广德接着说道。
“那为何北地，特别是山东等地，就曾因此法而发生民乱？”
隆庆皇帝做了这么多年皇帝，对朝政接触多了，自然也知道狠多事儿，在魏广德说出这话时马上就反问道。
“山东民乱原因复杂，其中多有白莲教徒兴风作浪，并不代表北地百姓不支持一条鞭法。”
魏广德答道，直接把官宦的锅甩给白莲教，而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北地土地兼并更加厉害，百姓大多是佃户，自己的土地很少。
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让百姓去服徭役，则自家的田地谁来种？
一条鞭法在北方实行，在百姓看来其实就是加税，本来自己就不承担徭役，那是自家老爷和官府沟通的事儿，结果现在直接要他们出钱，这还得了。
而且，这笔钱还不是小钱，想想杂税数倍于正税就能知道，地方官员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上下其手，赚得盆满钵满。
稍有人煽动，本就穷困的百姓就只能揭竿而起。
魏广德现在的阶级已经不同，自然不会站在百姓的角度。
即便有时候会为他们考虑，也是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
“其实百姓所求，不过是一日温饱，有食物果腹，有衣服遮体，这是朝廷应该给他们的。”
魏广德说到这里，偷眼看了看御座上的隆庆皇帝，见他微微点头这才接着说道：“北方多矿，陛下可雇百姓开矿，给以银钱购置衣物，满足日常所需，则必不会发生民乱。
民乱这东西，往往是越穷困的地方越容易被人挑动，而且臣还有个想法，那就是一条鞭法实行后，徭役也变成了类似丁税一样的税收。
以往征收丁税按人口计征，但有地百姓还好说，无地百姓本就衣食无着，又哪来的银钱交税？
一条鞭法，其实就是把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
有地百姓按名下所有田地征税，无地百姓就不用缴税，是为有田产者多交，无田产者不交。
对这些无田产者，陛下就可以雇其为矿工，为陛下开矿，所赚银钱也能满足衣食所需，如此则天下太平。”
社会发展其实就是这样，有地百姓就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过活，而无产者进厂打工，赚一日三餐所需。
至于什么鼓励大工坊吸纳闲散百姓，这些话其实都不用说，江南能够维持稳定就是因为有这些手工作坊存在，吸收大量无业百姓工作的缘故。
而北方，这样的工坊就偏少，特别是山陕等地，这里也最终成为推翻大明王朝的根源地。
至于魏广德所说的一条鞭法，其实已经把清朝的摊丁入亩给融合进去了。
只不过在大明朝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只考虑赋役合并分摊在田亩上，而并未调整丁税的打算。
但是魏广德知道，后世清朝的雍正皇帝是强行推广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和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些改革。
火耗归公在一条鞭法没有出台前，自然是不存在的，不过未来十几二十年以后，问题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至于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却不在当今官员们的考虑中。
特别是后者，等于打破了他们苦心营造出来的清高之像。
何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士绅该不该纳粮，东西方观点是不同的，虽然从最高统治者看来一致，但实际上却是有很多的不同。
在东方，士绅们当然想偷漏税，损公肥私，而且实实在在干出来了，是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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