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身份证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2013年陕西“房姐”事件，罪犯就有4个户口和相应的身份信息。王氏母子本就是‘造假专业户’，在电脑未大规模普及以前，自制各种假的出生证、准生证之类申领多张身份信息的可能性确实存在。”马弘文从投屏上收回目光，说道：“我们之前办理过一个案字，罪犯也有两个身份证，但他的两个身份证并不是恶意申领，而是早年其父母离婚，生母带着他跨省改嫁，其生父和继父户口本下各有一张身份证，姓不一样。此外，由于历史政策原因，一些怀孕的妇女为躲避计划生育回了异地娘家，小孩出生后，父母双方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为婴幼儿办理了户口信息，后续也会出现同一人有两张不同身份证的情况。”
马弘文想了想，又补充道：“王氏兄弟，或者说李海东，办理多张身份证件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暂时无法确定。当然，我们也怀疑李海东和王氏兄弟根本不是我们推测分析的那样，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毫不相干，是不同的人。可身份证上照片里的人长得一模一样，这些该怎么解释？有效期前后只差7天，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王芳带着王氏兄弟左脚在雁山分局申领了身份证，右脚又跑去三清分局申领，之后多张身份证按期更换，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也就是说，通过身份证号码对比，确认李海东就是王氏兄弟之一的办法也行不通。”刘局长想了一下，又问：“和谐小区17号楼，如果是王芳的制假窝点，尔后再由李海东继承，那么在窝点内，为什么没有王芳的指纹？还是说，李海东的‘皮纹病’是遗传自王芳，或者说王芳的身份证也是2012年之前申领，并且还在有效期内，所以王芳的身份信息也没有指纹录入？”
马弘文示意向娟继续。
“正如刘局所说，王芳的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其身份信息也确实没有指纹录入。”向娟指着投屏上王芳的身份信息截图，说道。
大家的目光再次集中在投屏上，只见截图上其有效期限为“2011.4.15到2021.4.15”，和王氏兄弟身份证的有效期限一模一样，看来这母子三人还是同一天去换领的身份证。
“此外，我们在17号楼提取的手指印，通过对比分析，应该是属于两个人，并且从粗细程度看，也应是一男一女，也就是说这些手指印属于李海东和王芳的可能性较大。但是两个人的手指印都没有指纹，刘局说的王芳也有‘皮纹病’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李海东的’皮纹病’也有可能是来自父系遗传，也就是说王芳也有可能有指纹。”
“根据最新的尸检情况来看，在煮过死者头部和双手的‘汤水’里，发现了硝化纤维成份。这种化学物质除了应用于生产各色赛璐珞、电影胶片、硝基漆片以及炸药等方面，还是指甲油不可或缺的组成成份。也就是说王芳应该有涂抹指甲油的习惯，但是她的指甲油到底是涂在指甲上，还是涂抹在手指里侧用以遮盖指纹，则无法确定。要是她有指纹，而将指甲油涂抹在手指里侧，那么她在17号楼里只留下手指印而没有指纹，这也完全说得过去。”向娟说。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
李竹道的假设让案件侦破看起来有了十分重要的进展，可随之而来遇到的困难和疑点也越来越多。
刘局长不紧不慢地说：“也就是说，由于死者在1304号房内并未留下指纹痕迹，王芳也缺乏指纹样本，想要通过指纹对比，确认死者就是王芳的方式和目的也不可能实现。”
刘局长仔细想了想，说：“我有几个疑问。根据线索来看，李海东既然有‘皮纹病’，本身就没有指纹，而假设王芳也有‘皮纹病’，或者她有在自己手指里侧涂抹指甲油的习惯。毕竟，从之前的线索来看，这对母子出于违法行为，也就是制售假证的需要，养成这种掩盖指纹的生活习惯也极有可能。问题就在于，既然李海东和王芳已经具备不留下指纹痕迹的条件，李海东在1304号房内为什么又要进行指纹清理，这不是多此一举么？”
“李竹道，你来说。”案情分析并非向娟的业务范围，也非她所长，马弘文立即点了个擅长于此的人来回答。刘劲松亲临一线听取案情汇报的机会不多，马弘文有意让支队年青人抓住机会表现。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李海东并不知道自己或死者患有‘皮纹病’。根据医生所说，‘皮纹病’的症状并不明显。换作一般人，由于使用智能手机设置指纹锁屏的需要，可能会发现自己怎么没有指纹。但李海东不是一般人，技术组对他的手机进行检测，发现根本就不是智能手机，而是需按键输入的‘老年机’。也就是说，在‘皮纹病’症状并不明显的同时，李海东在日常生活中又没有使用指纹的需要，那么他很有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患有‘皮纹病’。在这种情况下，他极有可能也不知道死者是否患有‘皮纹病’。也是基于这一点，在不确定死者是否将指纹录入身份信息的同时，干脆将死者的手掌煮烂，彻底消除死者的指纹，以掐断我们通过指纹对比，从户籍系统内筛选出死者身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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