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和丈夫是大学同学，婚后育有一女，伉俪情深。
死者于生前带着孩子去学校时，遇见了两辆货车发生车祸，其中一辆货车发生侧翻，车厢里的数十吨煤好巧不巧地照着两母女的头顶倾泻下来。
千钧一发之际，死者将女儿推了出去，女儿只是受到了一点擦伤和惊吓，她自己却永远的失去了生命。
丈夫悲痛万分，却也不得不强打精神照顾女儿，并为妻子操办后事。
为了让妻子走得体面，并且考虑到她还非常年轻，丈夫也就没有像对待老人一样，给她穿死气沉沉的寿衣，而是拿了一套死者生前最喜欢的裙子，给她换上。
甚至还特意要求化妆师务必给死者化一个美美的妆，并告诉化妆师，他在第二天尸体火化之前会去检查妻子的妆容。
谁知道第二天一大清早，跑过来和妻子作最后道别的丈夫，就看到了眼前令他感到无比震惊和气愤的这一幕。
于是，肺都快气炸的丈夫就找到殡仪馆馆长，让他给自己自己一个交代，并且要求馆长调出监控，寻找罪魁祸首。
馆长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却不愿意给死者丈夫调取监控，并且波澜不惊，似乎对此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声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希望死者丈夫不要因为一个死人太过于计较，赶快让死者火化才是正事。
当然，馆长也表示可以适当给予死者丈夫一定的经济赔偿。
对于馆长这种对死人毫不在意，毫不尊重的态度，丈夫十分不满意，更实在没法容忍自己的妻子死了以后所遭受的侮辱。
于是，丈夫一气之下就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也十分震惊，一时之间实在想不通怎么会有人对尸体做出这种事，甚至还怀疑报案人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但不管是真是假，他们都得出警。
当警察来了以后，馆长无法推托，只能调取监控。同时，警方还提取了尸体隐私部位和卫生纸上的白色液体。
根据监控显示，在案发之前的凌晨，化妆师从死者遗体所停留的房间出来十几分钟以后，一名戴着帽子的男人，手里提着一个工具箱，进入到这个房间，大概过了将近半个小时，该男子才从房间出来。
但他紧接着却又进入另一个房间，并在此房间内再次停留长达二十几分钟，最后神色匆匆地离开。
由于嫌犯戴了帽子，监控视频没有拍下他的正脸，但他手里的工具箱和着装特征，还是让馆里的工作人员一眼就认出是水电工刘建仁。
刘建仁面对警方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对尸体有过犯罪行为，只说自己提着工具箱是挨个进停尸房检查电路，这是他的工作。他似乎认为警方没有证据，只要自己不承认，警方就拿他没办法。
这个文盲，居然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DNA这种东西。
当DNA检测对比结果出来以后，证实卫生纸和尸体体内的DNA和刘建仁一致时，警方费劲唾沫才让刘建仁一知半解地了解了DNA是个啥玩意儿。
这时，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同时，结合监控视频显示刘建仁曾于犯案结束后去过另一间停尸房，还有馆长的态度，以及火化工反应，时常会发现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尸，莫名其妙地就会出现“衣衫不整”等情况，警方认为刘建仁应该不是初犯。
在警方的逼问下，刘建仁这才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频繁作案。
“你不害怕吗？”据说，警方曾这样问过刘建仁为何选择女性尸体为目标。
刘建仁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们不会反抗，更不会报警，没什么可怕的……会反抗、打人的活人才可怕。”
三人又回了一趟殡仪馆，但从其他工作人员嘴里并未得到更多其他有效信息，因而决定直接去监狱向刘建仁了解李海东的相关情况。
刘建仁一听狱警说只要配合好完成警方的这次问话就能加分，顿时就来了精神，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监狱的犯人最在意的就是分数，因为在监狱无论什么事情都和“加减分”挂钩，并且凑满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减刑。这些分数对于犯人们来说就等同于时间和生命。
比如，犯人入监后要写认罪书，有些犯人没读过什么书，基本属于文盲，不会写字，就要由别人代写，这个代写的人就能以“帮助同犯”为由得到0.5分的奖励；出个黑板报奖励2分；监狱广播站和监狱报刊录用一篇投稿奖励3分等等。
从这里不难看出来，加分的分值存在差异。
那些分高又相对轻松的活谁都想去干，派谁去的决定权则在监狱的“四犯”手里。
监狱里的干警不多，并且没法做到和犯人“同吃同睡，掌握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因此每个小队长就会在自己带的几十个犯人里挑选有能力，并且服从管理的犯人来担任一些职务。这些犯人统称为“四犯”，分别为管纪律的、管生产的、管生活的、管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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