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攀关系的意愿和利益，几乎每个人都能攀上关系。
这次李昌龄带兵，就是钻进横山山区的土壑子，追击的前锋部队被惠登相的农民军攀上关系。
两边临着三五百步，在两座山头上拿枪炮对天一阵乱轰，惠登相处决了几个劫掠中私藏财货的贼兵整肃军纪，将尸首留给官军，又丢下些跛了腿的骡马、用不着的甲仗旗鼓。
等于两边分赃，惠登相攻城破堡，得了实惠；追击边军也得了战功战利。
双方还免去兵戈之苦，加深情谊，可谓皆大欢喜。
唯独他们这些总兵、副总兵着急上火……缺失的兵员、被掠去的装备，可都要他们去找、去要，重新补充。
更何况长此以往，延绥镇哪里还有乐于作战的边兵？
偏偏如今，朝廷官府对流贼这种小手段，没有任何反制办法。
追是追不上，惠登相和周清手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马，甚至马骡比兵还多；官军却只能勉强凑出十个人三匹坐骑，一旦陷入追击战，铁定的步骑脱节。
而且这还是延绥镇兵缺额严重的情况下，才能凑出三匹坐骑。
只是坐骑，不一定是马，也可能是驴和骡子。
整个陕西，朝廷掌控的土地、牧地、马场越来越少，延绥镇成了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现在根本不是供养不起战马的问题。
而是根本找不到马。
步骑脱节，在山区地带就不可能打得过成千上万的农民军。
既然打不过，前线军官就会倾向于不跟农民军作战。
而越是不敢作战，军队的战斗能力就越低，农民军的势头就越大。
这是恶性循环。
俞翀霄对此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几年之间数次大战，并未令延绥镇伤筋动骨。
可是几场爆发在延绥镇以外的战役，却对延绥镇产生了深远影响。
固原易主，陕西西北部的破产流民不再向延绥镇迁徙；漠南成立都督府，蒙古牧民也不再跨过边墙为墩军种地乞活。
延绥的人，真的一年比一年少，大明的陕西，延边卫所的血快要被放干了，不论卫还是营，夷丁的数目都已经占到近三分之一。
实际上他这段时间在榆林拜访了许多赋闲在家的老总兵。
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总兵，对如今的情况也束手无策，提供的建议，只能是保留一支五千人的精锐部队，以步制骑。
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墩军又向榆林城报告，边墙以北的鄂尔多斯万户部出现异动。
隶属于萨囊台吉的乌审部，不知从哪儿筹备出牲畜牛羊，且成千上万的蒙古骑兵正在向乌审部汇集。
边墙上的守备分析，萨囊台吉和他的领主额璘臣，似乎在筹备一场入侵明边的战争。
由不得明军将领多想，乌审部与边墙仅距百里，用起兵来穿越毛乌素海、跨过无定河，也不过朝发夕至。
一个规模不算太大的部落，突然涌入数千战兵，无疑能给驻军仅有四万五千人的延绥镇，带来巨大压力。
因为延绥驻军虽多，防线也长，不到五万军队，散布在东起黄甫川堡、西至花马池的一千五百里防线之上，东西能调动的机动兵力不过一万出头。
就这点兵，还要分出总副参游的正奇援游四支军队。
长城也不值得信任，毛乌素海的沙子把长城全埋在地下了，墩堡就跟建在沙地里的平房似的，墩军弄不好一觉睡醒就被埋在沙子里了。
延绥镇的军费，除了军队军饷在内的维持费用，第二大开支就是每年雇佣民夫挖沙。
但最近两年这情况……一来是招不到人挖沙，而来是招到人也给不够钱，让军兵自己挖，也确实挖不过来。
事情很难办。
短短数日之间，俞翀霄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面临这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升任总兵官的喜悦早就消磨殆尽，焦头烂额的他只想一脑袋撞死在城墙上。
毕竟南边延安府的蜂尾针张振不好杀，横山山区里的惠登相和周清也不好杀，长城北边的萨囊台吉看起来也不好杀……俞翀霄环顾一圈儿，发现这里面只有自己最好杀。
这环绕在延绥镇周围的三方势力，在俞翀霄眼里威胁最大的，就是口外的鄂尔多斯部。
萨囊的乌审部，早在切尽黄台吉做领主的时代，就与大明关系密切，不光是北元执政，还是大明的龙虎将军。
所以榆林一带，有维持军事存在的需求，但实际上的边防战役，机会并不多。
历来向北作战，都是外来的别部人马。
也正因如此，此次萨囊在自己部落聚集兵马，更让俞翀霄紧张。
只不过他万万没想到，漠南的萨囊台吉根本没打算纠集人马进攻榆林镇，实际上那边的情况比他面临的危机更加复杂。
倒是南边的蜂尾针张振，是榆林镇真正的威胁。
张振确实走得慢，因为他进了延安府才发现，刘承宗交给他的使命，比他想象中要难的多。
刘承宗的命令分为两步，保底要驻扎延安府诸县，进取则要打穿延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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